”一声，捂住小腹，脸色痛苦地靠在墙上。
她这一声，成功打断了王婆子的动作。王老二也反应过来，想起楚砚溪刚才“为他说情”的话，又看她虚弱的样子，难得地生出一丝保护欲，梗着脖子对王婆子说：“妈！你闹够了没有！还嫌不够乱吗？她……她身子不行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！”
王婆子看着“一条心”的两人，一口气堵在胸口，差点背过气去，伸手冲着老二的头顶就是一巴掌：“我打死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你大哥死了，就该你站出来和族长争论。你倒好，和外人一条心，还敢叫我消停点！ ”
王二柱再也忍受不了母亲的偏心：“是是是，我没用！那你跟有用的人去过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大哥死了，他死了！”
楚砚溪默默走进灶房角落，熟练地生火煮水，打开碗柜拿出鸡蛋和一袋已经结块的粗糖，给自己煮了点糖水蛋，然后端着碗慢慢喝着，冷眼旁观这场闹剧。争吵的结果两败俱伤，王婆子骂累了，哭着回屋去了。王老二则憋着一肚子火，蹲在院门口闷头抽烟，看都没看楚砚溪一眼。
这正合楚砚溪的意。
没人再关注她这个“病秧子”，她获得了难得的清净和休养的机会。王老二经过这么一闹，潜意识里觉得这个买来的媳妇处处为自己考虑，对她盯梢也没那么紧了，甚至默许了她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，只要不出大门。
与此同时，陆哲的心却像被压了一块巨石。
祠堂散去后，他立刻找到村长王富国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王村长，案发现场必须保护好，这是关键证据，等公安来了要勘查的。最好找两个人守在屋外，别让闲杂人等进去破坏了痕迹。”
王富国心里惦记着修路的事，对李文书带来的这个作家还算客气，便点头应承下来，派了个半大的小子去看住王老五家的破屋。
稳住现场后，陆哲开始了他计划中的第二步——了解真相。他借着“采访风土人情、收集写作素材”的名义，在村里看似随意地走动，试图和村民攀谈。
然而，进展很艰难。
提到王老五和春妮，村民们要么讳莫如深，连连摆手“不清楚”、“没啥好说的”，要么就异口同声地谴责春妮“毒妇”、“该死”。那些沉默的妇女，更是像受惊的兔子，一看到他就躲开。
直到傍晚，陆哲在村口老槐树下，遇到了两个刚被王婆子撵出来的瘦小的身影——春妮的女儿，六岁的大丫和四岁的二丫。两个孩子像受冻的小猫，紧紧偎依在一起，大的抱着小的，脸上还挂着泪痕，怯生生地看着他这个陌生人。
按理说，王婆子作为亲奶奶，应该照顾抚养这两个孩子。但王婆子嫌她们是赔钱货，又是春妮的种，心中有恨，看到她俩就烦。楚砚溪一个新来的媳妇，也没有话语权，最后还是王二柱这个当叔叔的给了她们几个馒头，让她们去外面玩。
陆哲蹲下身，尽量让自己的笑容温和无害，从口袋里掏出两颗夹心水果糖：“小朋友，吃糖吗？”
大丫警惕地看着他，把妹妹护得更紧。二丫看着花花绿绿的糖纸，咽了咽口水。
陆哲把糖放在地上，推过去，轻声问：“别怕，叔叔不是坏人。你们……想妈妈吗？”
一句话，戳破了孩子脆弱的伪装。二丫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。大丫眼圈也红了，紧紧咬着嘴唇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
“妈妈是好人！”大丫带着哭腔，声音细若蚊蝇，“我爸喝了酒就发疯，老是打妈妈，用棍子打，还掐妈妈脖子，经常不给我们饭吃……”
断断续续的、充满恐惧的叙述，拼凑出一幅地狱般的图景。王老五酗酒、赌博，输钱了就拿春妮出气，烟头烫、擀面杖打是家常便饭。春妮浑身总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。这次，仅仅因为大丫不小心打碎了一个鸡蛋，王老五就扬言要把她卖给邻村一个打死过老婆的老光棍。
“妈妈跪下来求他，他都不听，还踢妈妈……”大丫的眼泪终于滚落，“妈妈说……不能卖姐姐，不能卖。”
陆哲听着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孩子们稚嫩而恐惧的声音，与他记忆深处那个躲在门缝后、看着母亲被父亲殴打的瘦弱男孩的身影，重叠在了一起。他仿佛闻到了家里那股劣质酒精和暴力混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，听到了母亲压抑的、绝望的呜咽。
他猛地站起身，背对着孩子们，肩膀微微颤抖。
他需要大口呼吸，才能压制住胸腔里翻涌的酸楚和几乎要冲口而出的怒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的悲剧总在不断重演？为什么弱者总要承受这样的苦难？
正午的阳光正照在头顶，家家户户都飘起了炊烟，村路上已不见人影。他想找个地方静一静，理清思绪，脚步却不自觉地走向了村东头——那个出了人命案的、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王大柱家。
王家那间低矮破败的土坯房孤零零地立在山脚阴影里，窗户黑洞洞的，像怪兽张开的嘴，空气中似乎还隐约弥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。
村长派来的半大小子早不知跑哪儿玩去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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