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半导体，70年代，台湾想发展半导体的时候，就启动了核心的人才赴美受训计划。联华电子的曹兴诚，台积电的曾繁城，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、华邦电子的创办人杨丁元，以及世界先进的章青驹，都在这群年轻人当中。
他们后来学成回台湾，参与搭建了台湾首座集成电路示范工厂，还带回了os等关键技术。
但台湾这种属于典型的常规的取火者模式，是缺乏技术的国家和地区，派人去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，然后将火种引回来。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美国充当的是一个播种者的角色。它将火种分享给了台湾，台湾才获得了发展半导体的希望。
现在日本工程师到大陆工作，扮演的也应该是类似的角色，他们承担了传播技术，过桥技术流淌的工作。
可要是美国半导体衰落了，指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工程师和半导体专家回流，重新振兴美国半导体？
主啊，张汝京都不用思考，就能直接摇头，那绝不可能。
美国肯定不会指望这种模式，美国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也不会想到要这么做，它真要人的时候，只会直接从全世界挖人才。
张汝京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日本依靠外界平台来保留自己的半导体人才火种，简直有种“绝境求生，伺机再起”的武士道的精神意味。
再转眼就是21世纪的当下，以现代化的眼光来看，这么做的日本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
哪怕产业式微，暂时失去本土平台，也要让核心技术通过人才“活”在全球产业链中，因为人才是技术最重要的载体。
而能够一眼看出来这点的王老板，更加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
张汝京在心里叹了口气，难怪王老板能招这么多人给她干活呀，包括他自己在内。
这真的不是单纯的钱不钱的事儿。
他长长地吐了口气，感叹道：“川西先生一定很高兴您能懂他的。”
他得承认，他自己听了这番分析也不由得动容。爱自己的祖国，为祖国着想，是人之常情。
但是下一秒钟，张博士就后悔感动了。
因为王老板没有半点征兆，直截了当地跳到下一个话题：“所以，张博，咱们什么时候见12英寸的芯片厂？”
张汝京一把年纪了，听了这话，愣是差点没直接跳起来。
所以个什么呀？这话题前后有逻辑关系吗？怎么就突然间因为所以到了12英寸芯片厂？
他毫不犹豫地回绝：“真的办不到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瓦森纳协定，管控封锁很严格的。”
王潇满脸诚恳：“那要怎样才能办到？”
张汝京头大如斗：“怎样都办不到啊，确实办不到。”
他干嘛要跟她一道到餐厅吃午饭呢？纯粹属于自投罗网。
结果好不容易逃到餐厅里头了，饭也依旧塞不住王老板的嘴。
她只简单问了一句江上舟：“体检完了啊。”
就直接切入主题，“你们告诉我，要怎样才能在上海建一座12英寸的芯片厂？”
餐桌上的江上舟和川西刚都吃了一惊。
就这么说吧，虽然到目前为止全球明确宣布的12英寸芯片厂约15座，但它们都没有实现规模化量产，那么处于规划建厂阶段，要么准备试产。
哪怕江上舟已经是公认的国内半导体界官员的激进派，但他期待的也是在国内建十座八英寸的芯片厂，压根没往12英寸的方向想啊。
可是有企业家想在上海投资建12英寸的芯片厂，那作为地方官员，江副主任怎么也不可能拒绝呀？
只问题在于，他也不清楚该怎样完成这项恢宏的工程啊。
论起建厂，张汝京博士才是专家。
可惜现在，张博士不是很想讲话。
反倒是川西刚给面子，主动询问王潇：“为什么要建12英寸芯片厂？”
稳妥起见的话，其实想办法建八英寸的芯片厂更务实。
王潇张嘴就来：“拥有先进技术的工程师当然要进先进的厂，不然怎么能配得上他们千里迢迢而来呢？”
搞得川西刚都没办法直接说出拒绝的话了。
王老板趁热打铁：“所以，现在你们得告诉我，要怎样才能把这个厂给建起来？”
钱的问题，不用她说，在座的人都有数，拜狂热的互联网经济所赐，现在她属于最有钱的那拨人。
况且江上舟第一时间表态：“土地的问题不用担心，上海会按照每平方米169块的标准来批地，税收也有优惠政策。”
来之前他特地请示过市领导，市长亲自拍板了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一定要接住香港微电子中心的红利。
这个用地价格，已经约等于白送了。
江上舟又强调：“如果有需求的话，政府也可以帮忙协调贷款。”
得，这就是给钱给地又给政策，确实够优惠的。
那么压力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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